环境保护不该只在末端控制排放量，还应该有环境质量控制指标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对记者说：“比如，在分区大气质量方面，应规定扣除气象因素后每年优于II级以上的天数必须达到多少；水体质量方面，区域水体质量高于III级的面积必须占到多少等。”
他表示，国家环保总局去年首次推行的“区域限批”措施，将污染控制的权力下放，一个地区的新上项目的审批由该地区的环境容量来决定，通过诱导地方的自组织自调节能力去平衡冲突、支持决策，是值得在各类环境管理中推广的一种生态管理方法。
王如松说，现在国际环境保护的理念已从单纯的末端环境治理，发展为源头控制、功能导向、过程管理。环保工作要从线性思维走向系统思维，从环境污染管理走向生态功能管理，从冲突型开环经济走向共生型循环经济，从外部强行控制走向内部自生型。“任何产品的环境管理都应从原材料开采开始，涵盖生产、消费、流通最后变成废弃物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。由于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，我国不可能马上做到生命周期管理，但“十一五”期间应该采取相应措施，推进从末端治理向过程管理的发展。”
从产业上说，过程管理主要通过循环经济来实现。王如松说，通常人们对循环经济的理解主要是减量化、再循环、再利用，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，体制革新非常重要。“我们在基层调查时发现，目前环境管理体制存在很大问题。”他告诉记者：“基层环保局受同级政府领导，局长的乌纱帽被捏在书记、市长手中，他们必须服从。而一把手们往往更重视经济，因为经济是硬指标，短期内能见效，环境是软指标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。国外都是纵向管理，国家环保总局、省环保局、地方环保局一条线，不受地方政府的制约，这样很多工作就好做了。”另外，他表示很多环境问题是综合性的，涉及水、土、气、生物等多方面，这里虽然每个方面都有相关部门进行管理，但部门间缺乏协调。他建议国家和各省市应设立一个能够横向管理、综合协调的生态资产和生态系统监管部门，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和生态建设的政绩考核制度、完善干部的积效问责制，对干部的环境功绩实行累积考量，对其决策失误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要追究行政、经济甚至法律责任。
除体制革新外，他还认为更新观念、创新技术也很重要。他说：“把这三个方面做好了，才能更好地推进循环经济，实现过程管理，做到标本兼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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